我國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目前已經明確了其類型教育的基本定位，也初步打通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人才培養質量有效提升。從全球來看，雙元制職業教育是德國穩定勞動力市場和強勁工業競爭力的重要原因，為國際社會廣為推崇。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學習有關經驗，近年更是推出現代學徒制和新型學徒制等改革舉措，但至今未能改變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政府熱、企業冷、社會冷的困境。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成功的關鍵是什么？雙元制是如何有效調動三方尤其是企業和社會積極性的？這值得深入研究和總結。
形成政府、企業、個人三方均可從雙元制獲益的良性循環
對政府而言，雙元制職業教育可減輕政府財政負擔、降低失業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2015年，德國企業支付了77億歐元的凈成本用于職業教育，占到職業教育總成本的59%，企業投入大大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雙元制系統本身也有助于政府獲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早期預警，其高質量的人才培養能夠有效穩定就業，支持德國制造，使得德國年輕人的失業率遠低于歐盟平均水平。德國還將雙元制職業教育視為改善收入分配結構、縮小階層差距、整合難民和年輕人的重要社會治理手段，且被證明卓有成效。 對企業而言，雙元制職業教育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高素質勞動力。德國雙元制由“企業主導、學校補充”，企業主導建立職業培訓關系、與學生簽訂接近正式工作合同的培訓合同，由企業推薦到合適的職業學校就讀，企業實訓時間占總培訓時間的70%，學徒用工成本低、長遠回報大，企業所花費用的70%能通過生產實訓得到回報。更為重要的是，基于3年左右學徒制的觀察，企業可實現對后備人才的深度評估和招聘，有66%的學徒最終留在了實訓企業，企業因此獲得符合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也節約了招聘和再培訓的額外成本。由于工會強有力的社會保護，企業解雇員工成本高昂，因此這種深度評估和培育至關重要。同時，企業還有機會影響職業培訓內容和標準，宣傳企業文化，提升品牌知名度。 對學生而言，雙元制可有效助力就業和獲得可觀收入。雙元制職業教育是德國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主要途徑。總體上有55.7%的德國人口接受過雙元制職業培訓，雙元制畢業生就業率高達95%，遠高于其他畢業生80%的水平。德國職業教育本身免費，企業支付學員實習津貼且為學徒繳納社會保險，這保障了他們的基本生活和經濟獨立。畢業后，德國技工收入也不遜于白領和公務員，甚至很多大學生畢業后也愿意繼續接受雙元制教育。
形成一套調動政府、企業、個人三方積極性的關鍵制度安排
建立三方利益得到充分代表的合作框架，保證培訓始終滿足各方需求。政府與協會商會是雙元制的主管機構，行業協會、企業主和工會是社會伙伴，政府愿意與行業組織和工會建立實質性的合作伙伴關系，三方利益得到充分代表通過法律、機構和決策原則得以實現，體現在雙元制職業教育“框架發展—標準開發—執行監管—評估認證”的全過程。具體來看，政府主要服務于三方的公共利益，通過《聯邦職業教育法》《手工業條例》等法律法規明確各方基本義務和權利，授予利益相關方職權，舉辦公立職業院校，為所有人提供開放免費的雙元制入學機會，確保雙元制畢業生有機會通向高等教育，進行例行監測研究與300多個職業標準的開發。作為三方最重要的政策研究、決策咨詢和代表協調平臺，聯邦直屬的職業教育研究所（BIBB）負責研究職業教育的系統性變化并為政府提供政策咨詢，負責培訓條例和學校課程大綱制定和更新的協調，保證了德國職業教育系統的活力和吸引力。行業協會商會代表行業企業，是“職業教育的組織者”、主要監管機構和“質量守護者”，接受聯邦部委的監督。工會代表學徒利益，進行社會保護和監督，是職業教育最高委員會、地方性委員會、考試委員會的成員，參與企業培訓標準開發，監督企業培訓，共商學徒生活津貼金額，談判職業資格證書，是學徒的重要社會保護者。 建立統一嚴格又不失彈性的職業資格制度，為三方提供穩定的預期。根據德國法律法規，持職業資格證上崗對勞資雙方均有法律效力。求職者通過職業教育獲得由行業協會考試認證的職業資格是有效證明。據統計，大約有60%的德國人通過雙元制或全日制職業教育在20歲時得到了有關職業證書。國家職業資格認證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了透明性、統一性和確定性，促進了技術積累，也為政府、企業和社會提供了穩定預期。德國職業認證的成功在于其執行的嚴格，也在于其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彈性。據統計，德國有近1/3的現有職業是過去15年創建的。針對集中資格認證抬高部分職業門檻、增加職業轉換成本的弊端，德國采取了折算過去教育和工作經歷為課時等方式來縮短再培訓時間。 實施一套費用統籌和稅收減免政策，解決部分企業搭便車導致的不公平競爭問題。盡管財稅支持不是德國企業參與雙元制的主要考慮，為防止企業搭便車造成不公平競爭，德國政府也提供了一定的財稅優惠政策。德國所有企業需向聯邦財政部主管的中央基金繳納員工工資總額一定比例的費用，由國家統一分配給跨企業培訓中心、培訓企業和欠發達地區。政府對參加職業教育企業提供了部分稅收減免和補貼激勵，也大大提高了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完善職業教育前端引導和后端發展政策體系，讓家長和學生有前期準備而無后顧之憂。根據德國教育設計，兒童在上完小學后（大致10—12歲），須根據老師指導和系統的學習能力評估在普通中學、實科中學和文法學校中作出選擇，其中前兩項意味著初中畢業后（15—16歲左右）通向職業教育而非大學。父母不僅需關注孩子成績，還要出席家長會與老師討論子女的職業及實習的可能，陪孩子參加培訓信息活動。大多數學校在8年級開始將實習列入課程表，這些持續兩三周的實習是孩子們了解行業乃至實現職業定向的重要渠道。雙元制畢業后，學員仍有不同的職業和教育發展可能。他們可憑職業證書直接從業或自主創業，也可深造擴展職業技能，成為高級技術人員。原則上，他們還可以直接進入高等專科學校或一般大學學習。
德國雙元制對我國職業教育調動企業和社會積極性的啟示
德國雙元制成功是多方面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包括學徒制文化、社會伙伴參與合作的法團主義傳統、普通教育體系的職教準備、強大的中小企業等，因此照搬雙元制模式無疑行不通。但應看到雙元制所依賴的一些條件要素在我國也具備或在發展，比如較強的政府調控能力、高質量發展對技術工人的急迫需求、一些龍頭企業具有開展職業教育的能力和戰略、“工匠精神”得到大力倡導、沿海地區行業協會日趨成熟、企業用工成本上升等，雙元制的精髓有可能成功本土化，在一些地方還得到了證實。 在基本制度環境欠缺情況下，調動企業積極性仍有多種可用渠道。雖然當前我國政社合作的基礎薄弱，但政社分開、簡政放權、社會治理改革創新都利好社會伙伴的發展。可加大放權力度，推進行業協會代表企業，參與有關決策咨詢、標準制定、資質認定、培訓監管、考試認證、行業調查等，同時加強對其公益性的監管。針對我國企業參與的戰略意識不強和搭便車的顧慮，可探索綜合運用稅收減免、財政補貼、基金統籌、土地和戶口指標傾斜等引導措施。適當加強職業資格證書的嚴格管理和規范發展。 在相對彈性且技術工人各方面待遇還不高的勞動力市場中，亟須研究調動家庭投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改革不允許回到終身雇用體制，但可考慮鼓勵企業利用職業年金、落戶指標等來穩定雇用關系。在提高待遇方面，在市場決定薪資情況下可以更好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可考慮推進職業教育畢業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互認，對于取得職業資格證書的外來務工人員和大學畢業生在積分入戶時予以加分，設立技工序列國家級嘉獎，提高技工政治社會地位等。在發展通道方面，可在基礎教育階段增加社會實踐、職業規劃和實習課程，研究為職業院校學生轉向普通教育和讀大學提供機會。在代表學徒利益方面，研究各級工會組織中吸納學徒，將工會對員工的社會保護和福利供給功能前移到職業教育階段。 深度推進中德職業教育合作，擴大培訓和認證方面對德開放。德國對在中國推廣雙元制職業教育經驗方面有歷史積累、成功案例和較強愿望。德國墨卡托研究所分析，我國面臨的技能短缺對德企在華發展和開拓高端制造市場都有負面影響。筆者在BIBB時的調研發現，德國對不斷進入的中國產品表示出質量、標準和安全方面的擔憂，并認為這亟須高質量的職業教育來提升工人技能和素質。建議在直接辦學、資格認證、組織考試、師資培訓、培訓中心建設、企業實訓等方面更多與德方合作，擴大職業教育對其授權范圍。（王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