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是對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特別是教育對外開放的一場大考。疫情背景下復雜多變的國際關系導致中外教育交流受阻，也使中外合作辦學在招生、師資、教學和管理等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外合作辦學既是一種趨勢，也承載著更高的期盼。疫情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反思未來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之路。
思想觀念轉型：國際化和“在地國際化”重新審思
中外合作辦學是國際化的產物，也是國際化的重要實現形式。然而，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全新挑戰，使得傳統的解決教育國際化挑戰的方法可能不再適用。國際化并不局限于學生的流動或項目的交付，而應該在一種新的視野中加以考慮。教育國際化是一種承諾，通過行動將國際的維度和比較的觀點融入教學、研究和服務。這是一種制度上的要求，它影響了辦學。國際化不僅影響校園生活，而且影響院校的外部參考框架、伙伴關系和對外聯系。
疫情使我們重新發現“在地國際化”作為一個完整國際化概念的意義，其對于“在地”國際教育承載者之一——中外合作辦學的價值更加凸顯。在很多學者看來，教育國際化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跨境教育（cross-border education），也就是我們熟知的人員、項目、政策、知識、觀念和服務等的跨越國界的流動；另一種就是“在地國際化”（“at-home” internationalization），這個概念更加突出基于本土和校園的策略。這些“在地”策略包括教學和學習過程中的跨文化和國際維度、與當地文化和民族社區團體的關系以及外國學生和學者融入校園的生活和活動。可以說，這兩種形式的國際化相輔相成。在疫情及未來其他不確定性因素導致流動受阻的情況下，“在地國際化”對于教育交流合作來說更為便捷和有效。中外合作辦學本身就是“在地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和生動體現，理應努力創新“在地國際化”的舉措，尤其是課程的國際化，以支持學生的全球學習。
角色定位轉型：“補位”與“錯位”發展全新跨越
疫情背景下，中外合作辦學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完成了出國留學的有效“補位”。應該說，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從中外合作辦學角度提出應對學生流動受阻的思路和對策，對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具有重要現實意義。2020年疫情期間，94個中外合作舉辦的機構和項目臨時擴招錄取3031人，成為本應在海外合作院校學習的中國學生開展線上和線下學習的重要渠道。2021年秋季學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依然嚴峻，教育部繼續支持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通過自主招生，緩解疫情影響下學生無法出國學習的困難。可以說，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在疫情背景下充分展現了其服務國家和社會需求的大局意識以及維護學生利益和伙伴關系的責任擔當。這種“補位”也將成為未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下中外合作辦學的一種特殊使命。
而新開放格局下的示范區和自貿港建設，則為中外合作辦學的先行先試及其與傳統高等教育辦學形式的“錯位”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明確提出，在符合國家相關政策規定前提下，支持深圳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開展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提出，推動國內重點高校引進國外知名院校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舉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在我國新的對外開放格局和形勢下，示范區和自貿港建設將賦予中外合作辦學“先行者”和“探索者”的新角色，為中外合作辦學的機制體制創新提供新平臺和新可能。
內涵發展轉型：特色化和高層次辦學深入發展
特色發展不僅是國際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的客觀需求。“國際化”既不是“西方化”和“美國化”，也并非“同質化”和“模仿化”，而是吸納國際成功辦學經驗和優質辦學要素，建立在特定國情基礎上的本土化、特色化。疫情期間，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受到影響。在此形勢下，中外合作辦學應根據國家和社會需求，著力推進特色化發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與法國國立民航大學共建的全國首個航空領域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中法航空大學、溫州醫科大學與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牽手創辦的全國首個聚焦臨床醫學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溫州醫科大學阿爾伯塔學院以及最新的泉州信息工程學院與烏克蘭國立藝術大學合作建立的全國首家美術方向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福建烏克蘭藝術大學等一系列新機構的創立，成為這種特色化發展趨勢的風向標。
中外合作辦學還應不斷提升辦學層次水平。首先要提升合作辦學中外雙方母體高校的層次水平。截至2019年底，我國已有600余所高校舉辦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137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中有86%的高校舉辦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但在“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及項目中，只有約20％的外方合作院校為QS世界大學排名前200名的高校。因此，推動中外雙方辦學高校整體層次提升顯得尤為重要。其次要推動中外合作辦學從本科層次到研究生層次的跨越。當前我國中外合作辦學主要是以本科層次為主。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進入普及化階段，學生對個性化、多樣化和特色化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日益高漲，中外合作辦學無論是在引進國際教育資源的質量上，還是在中外合作深度上，都會更有優勢。從疫情對現實教學條件的制約而言，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學術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對課堂教學依賴程度要低于本科教育，可以減少外籍教師無法面授課程以及學生無法返回校園對教育教學產生的不利影響。
教學模式轉型：傳統與數字教育手段融合發展
疫情后，高等教育可能迎來一種傳統和數字混合教學的發展趨勢。中外合作辦學在教學模式上需要探索融合發展，也就是說，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或機構要整合最優質的課程資源，開發網絡學習、混合式學習、翻轉課堂等創新性教學模式，將其融合到教育教學環節中，搭建高效師生互動交流平臺。中外合作辦學在引進優質教學資源、創新教學模式和促進教育教學改革等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和功能，而在線數字教育作為重要的課堂補充，將是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新的數字技術可以成為學生與校園聯系的媒介，成為中方學校和外方學校合作的橋梁。
隨著教學模式的轉變，機構間的合作方式可能會變得更加多樣。在此背景下，全球門戶校園（global gateway campuses）、微校園網絡（micro-campus networks）、在線課程管理供應商（Online Program Management providers）以及虛擬交換聯盟和注冊共享課程等也會進一步加速。互聯網和虛擬技術的發展將使“海外學習”逐漸被“海外教育”所取代，諸如海外研究、全球服務學習和國際實習等環節都可能在線上完成。疫情期間已有一些組織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市場提供虛擬實習。同樣，虛擬服務學習和創業計劃允許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或新的商業發展項目，同時在網上完成相關課程。這種教學和流動模式會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它將學生從地理限制中解放出來，使傳統上無法出國旅行的學生群體參與進來，而且能使更多的學生進入世界各地合作機構提供的跨文化課堂，從而重新強調基于知識和能力的學習與實踐，而不是以目的地為導向的跨境旅行。
（作者闞閱 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