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高計劃”作為高職院校參與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執行方案，成為國家現代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共有197所高職院校入圍“雙高計劃”第一輪建設單位，占到了全國高職院校總數的14.6%，對高職教育整體改革發展的引領與示范作用不言而喻。這些入選學校需要對照當地優勢產業組建專業群，通過對核心、關鍵崗位嵌套的能力在職業教育領域進行知識重構，優化課程和教材，實現產教深度融合，有效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從而實現職業教育在國家與地方兩個層面、產業和社會兩個維度協同發展。不少學者對“雙高計劃”帶來的高職院校內外部要素變化、治理策略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并在專業群、二級院系和學校層面提出了可行的改革發展建議。實踐經驗和來自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不斷加深這樣一個事實：人才培養的效率，一方面來自職業院校與市場對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來源于內部治理的合理性。為此，高職院校在教學層面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創新，按照產業生產邏輯對知識體系重新進行切割，組建了新的專業群。但這些大多基于現有的教學組織形態的治理模式變革，沒有深入到專業組群的邏輯內核進行知識結構層面的挖掘，也就使得院校層面的治理缺乏對知識創新層面的資源配置，治理效率也會相應打折扣。因此，需要從“雙高計劃” 的本質去理解高職院校的根本任務、面臨的挑戰以及需要建立的配套治理體系。
本文從工作世界的視角，討論了“雙高計劃” 建設的政治經濟背景，分析了“雙高計劃”教學組織改革的內涵與實質，工作世界生產邏輯與高職院校教學組織的關系，高職院校面臨的挑戰等，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有效治理的策略。
一、“雙高計劃”是時代發展對職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一）時代精神賦予了高職教育更高要求
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對專業技術人才意識形態教育有著深刻的認識，從20世紀50年代起，提出了“一顆紅心，兩手準備”到“勞模精神”“大慶精神”再到“又紅又專”，不同時期的勞動精神折射出時代對技術技能人員的基本信念、價值追求、人生境界及其展現出的整體精神風貌的要求，并通過學校教學、勞動實踐內化為技術技能人才的時代精神。
進入新時代，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了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并要求職業教育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培養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除了思想政治課程之外，“其他各門課都要守好一段渠、種好責任田，使各類課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同向同行，形成協同效應”。這就要求職業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以及行業素養、崗位標準的規范，深化思政課教學改革的同時，將思政內容、職業素養、行業倫理等納入專業人才培養的全過程，響應時代對職業教育的新要求。
（二）“雙高計劃”是產業發展的需求
研究表明，技術進步、生產方式變革、勞動生產率提高和降低制度成本，是破解制造業空心化的根本途徑，技術創新與提高工人勞動生產率,不僅成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路徑，對職業教育而言，兩者還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產業端的技術創新為職業教育帶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新產品、新技術直接影響了職業教育的知識結構。如智能包裝領域的新型食品包裝作為新興行業，相關企業的崗位就需要食品加工技術與包裝設計技術的跨專業知識，職業院校的包裝印刷專業人才培養就需要導入食品加工、營養健康等專業知識。二是新技術的使用會帶來企業生產組織、崗位結構變化，導致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方向發生改變。如機器人技術與食品加工生產結合，使企業生產過程的崗位結構發生變化，形成生產崗位低技術化和輔助生產部門高技能化，職業院校的食品加工制造專業方向則需順應這些變化而發生改變，向食品創新創意與食品生產自動化技術等方向發展。
上述政治、經濟、社會等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要求傳導到職業教育領域，形成了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需求，構成了此次“雙高計劃”出臺的宏觀背景。基于此，“雙高計劃”是按照工作世界生產邏輯從崗位的深層次知識結構變化規律打開職業教育“黑箱”，按產業鏈知識編碼邏輯和時代精神的內在要求，通過不同專業組合，實現有效人才培養。
二、“雙高計劃”對高職教學組織變革的影響
（一）“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教育教學組織改革的底層邏輯
根據上述外部需求“，雙高計劃”本質是適應社會體系和經濟體系對人的綜合能力需求，根據微觀層面產業鏈知識編碼邏輯和崗位的深層次知識結構變化規律，通過專業層面的教學組織創新，實現有效人才培養。
具體來說：在社會體系中，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現代社會的公民素養以及時代精神進行解析，根據職業院校學生特點、職業規劃和成長規律轉化為對應的課程體系和知識內容，并融入職業院校的通識教育。
在經濟體系中，要根據不同行業、企業的工業工程特點，對崗位能力嵌套的生產技能、職業素養等知識在三個層面進行編碼：一是對知識內容進行分解，按照專業知識屬性、知識關系，映射到相應的專業中；二是將分解的知識轉化為不同專業的知識內容，并根據崗位知識的編碼邏輯進行重新組合，構建新的課程；三是將涉及的專業按照這套知識編碼邏輯進行組群，而所組建的專業群構成了教學組織的基本單位。
可見，“雙高計劃”帶來的底層邏輯變革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對職業教育更高層次的要求，引發在知識層面的關系與結構的重構，并根據知識特點、編碼邏輯建立相應的教學組織進行人才培養的改革。
（二）“雙高計劃”背景下高職教育教學組織的創新的內涵
一是重構教學組織形式。企業以產品生產流程進行資源配置的同時，需要按照產品生產的環節和工藝流程，設置相應的崗位，這些生產崗位需要的能力結構、知識體系，實際上是企業按照產品生產的要求進行對應知識配置過程。高職院校對接區域優勢產業群，按照生產流程需要的知識配置方式進行專業群構建，是院校按照工作世界的真實知識需求進行教學組織創新的過程。因此需要高職院校立足現有的專業基礎，瞄準本地產業群的核心崗位，構建新的專業群，突破傳統的學科專業模式。例如，高職院校普遍設置的機器人專業、信息專業、市場營銷專業，按照傳統的學科模式分設在不同的教學組織內部，按照生產流程設置專業，則需要按照生產流程、應用場景，分別組群。
二是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一方面，根據社會、行業、企業和員工需要共同遵守的行業道德規范，如食品類專業要將“食品行業是良心行業”“精益精神”等行業共識融入專業思政的課程之中，構建課程思政體系。另一方面，根據企業核心生產崗位嵌套的知識結構，重新設計人才培養流程、教學方法、考核方式，打破以往人才培養過程主體單一、教法單一和考核單一的局面。
三是優化專業課程體系。課程體系優化包括課程的選擇、整合、編排、重構等環節，目的是使課程體系中課程之間的銜接和配置按照企業生產邏輯、知識生成邏輯進行集成。主要包括基于生產過程的基礎課程、共享課程、專業課程、實踐課程之間的權重比例（學分）、課時比例（課時）、邏輯結構（先后順序）的優化，重點在專業群內部、課程群之間的關系的優化。一方面，按照關鍵崗位的核心能力構建核心課程，同時也要能夠更好地適用人才培養目標；另一方面，按照知識邏輯和生產流程優化課程教學順序，課程順序反映了能力之間的內在關系、知識生成的邏輯關系，是課程之間銜接和組織教學的需要。
顯然“，雙高計劃”提出的專業群建設存在兩個層面的優化：一方面高職院校對照自身辦學目標和區域行業發展態勢，明確服務的產業鏈，從產業集群與專業群協同的視角設置專業群。另一方面，真實工作世界中嵌套于崗位的可編碼知識是基于完成生產任務的不同領域知識融合，構成了專業群組群的知識要件。這些知識要件基于不同編碼，構成知識提供者的全部權利簇，并通過教學空間和教學時間的切割構建多種知識編碼邏輯和制度安排。
三、工作世界生產邏輯與高職院校教學組織的關系
事實上，真實世界的產業鏈是動態復雜的，是基于高度分化的現代科學與工程技術知識系統集成、融合的復雜體系，反映了生產技術和生產過程的復雜性。
一是產業鏈的復雜性賦予了生產崗位能力的復雜性和動態性。產業鏈已成為現代科學與工程技術知識系統集成、融合的復雜體系，一個企業可能既是一個產業鏈的一環，也是另一個產業中的一環，產業與產業之間呈網狀鉸鏈、聚集分布的同時具有層次性，這就使得生產知識既是高度分化的，也是高度復合的，體現在同類生產崗位的離散分布和內部知識結構的多學科交叉。同時，生產崗位的知識內核也是動態變化的，表現在企業會根據市場的需求，以及自身的成本構成對崗位進行優化，如新產品、新技術投入，會帶來生產崗位的重新布局調整，勢必也會帶來崗位能力要求變化。
二是企業生產過程實質上是對生產知識的配置和治理。企業以產品生產流程進行資源優化是朝節約成本的方向進行的，這一過程不僅是產品生產過程的優化，也是企業對生產所需知識的最優配置方式，需要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根據生產任務配置相應的知識。以消費類電子、快消品生產為例，這類產品具有生產時間短、任務重，生產量大的特點，這些特性決定了快消品生產企業的生產部門需要不停地根據公司內部現有的資源進行配套使之跟上生產節奏，而采取相應的技能策略。如使用技能熟練的技術工人、高度自動化的機器和操作維護工人，此外，企業還要根據這些機器、工人建立合理的生產管理方式和激勵策略，使其產能和質量達到最優化。而企業對人和機器的配置實質上是對生產知識的配置和管理。
三是高職院校專業群是將產業鏈中企業生產崗位嵌套知識進行編碼，轉化為教學知識并進行資源配置的單元組織。既然崗位能力處于不斷調整優化中，其知識結構和知識編碼也就需要進行不斷地調整。這就需要職業院校對生產崗位進行考察和分析，注重收集關鍵崗位、核心崗位的典型工作任務，并對這些工作任務進行知識編碼。更重要的是，高職院校內部需要組織有效的教學單位對教學資源進行配置，實現知識編碼的完全對接，即通過人才培養方式和教學組織的變革以有效對接工作世界的知識革新。
四、“雙高計劃”背景下的高職院校內部治理三大挑戰
（一）外部關系面臨重構：工作世界生產邏輯帶來的外部挑戰
企業根據生產任務的需要，確定生產邏輯進行生產組織與知識集成，這種生產邏輯是按照生產任務、工作情境、參數指標設定，打破了傳統的學科式知識組織方式。這就使得高職院校要根據工作世界的生產邏輯，把工作過程的標準要求（包含職業素養）、工作經驗、解決方法的一般性概念與原理轉化為可教知識。
工作世界生產邏輯只是關注了知識微觀結構的變化，但對生產系統與教育系統的合作來說，還需要從更宏大的區域產業特點、政企關系、政校關系等層面進行深層次的改造和重建。特別是在新時代背景下，隨著央地關系、經濟結構進入結構化調整中，政企關系、產業結構方向受到直接影響，作為職業教育也受到了來自外部的影響：
一是高職院校的舉辦方過度關注對高職院校辦學活動的監督管理、激勵約束，缺乏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以及可置信承諾為高職院校融入區域產業提供制度保證和制度空間。特別是在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整體下行趨勢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進一步激活辦學體制，加大學校市場主動性對降低學校對政府財政的依賴性更具有現實意義。二是盡管高職院校通過內部機制優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對區域經濟社會的貢獻和協同發展作用，但是忽略了工作世界個體（企業）既是產品生產的主體，也是知識生產的主體，校企合作的核心是有效知識的生產與傳遞，按照生產邏輯施行知識層面的深度產教融合組織還沒有完全建立。三是隨著職業教育對工作世界認識加深，高職院校面臨著來自工作世界前所未有的挑戰，要求高職院校與企業的合作層次更進一步下沉到企業的生產任務中，這就需要更加完善的合作機制、保障機制和分享機制。
（二）治理效率有待提升：教學組織知識邏輯帶來的內部挑戰
“雙高計劃”背景下，當前的高職院校專業組群大體分為三種模式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教學組織：一是傳統的組群模式，按照學科相近、資源互補的方式進行組群，通常把辦學歷史長、師資力量強、人才培養水平高的專業確立為龍頭專業。二是按產業鏈上下游生產崗位關系進行組群，把辦學積累最深厚，與產業關系最密切的專業確立為龍頭專業，整合學科臨近專業進行組群。三是根據不同產業鏈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情況，按照不同的生產崗位能力和工作任務要求進行跨教學單位的專業組群。由于三類教學組織都是按照崗位能力的知識邏輯進行編碼形成的，知識復雜性不同，對應的教學組織形態盡管不一樣，但專業群的教學組織逐漸實體化，不再是一個虛擬的協作機制，需要對內部資源進行重新配置，這就對高職院校內部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戰。
一是產教融合平臺需要向高效、精細轉變。知識論角度的“雙高計劃”打開了工作世界知識生產的“黑匣”，因此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需要精細到生產過程，按照企業生產過程對高職院校的教學過程進行協同與改造，這涉及政府、行業、企業與學校的共同努力。二是師資隊伍建設需要向務實、有效轉變。傳統的高職院校師資隊伍建設強調“雙師”、兼職教師隊伍建設，需要從企業選引技術人員充實到高職院校的師資隊伍。但“雙高計劃”在政府財政普遍緊縮情況下，擴張型的教師隊伍建設已不可能，特別是“專業群”建設背景下，跨專業的教師資源共享、跨界技術合作都需要從內部機制上靈活配置師資。三是教學質量保障體系需要向分層、科學轉變。盡管在高職院校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教學管理體系，但組織內部如何進行有效治理，特別是專業群的教學質量保障體系與專業層面的質量控制體系如何進行合作，實現教學效率優化，則需要更加精準的教學組織治理模式實行“一組織一策略”。
（三）資源平臺共享乏力：職業院校治理邏輯帶來的自身挑戰
隨著我國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雙高計劃”的有效推進，意味著從職業教育的各個方面構建標準化的解決方案，職業院校面臨職業教育自身體系建設、類型發展的戰略任務。高職院校發揮主體作用，積極探索從職業教育的底層邏輯進行人才培養改革的路徑，從教材、課程、實訓基地建設、師資管理等方面進行標準化建設，建構了一批能夠真實反映崗位能力、符合人才培養規律的標準化課程、教材、實訓基地。以專業群為單位的教學組織創新，需要打通上述教學資源，實現共建共享，對高職院校來說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職業院校內部沒有建立資源共享機制。現有院系組織還存在結構束縛、部門中心等問題，資源有效配置、系統激發活力等方面還不能推動生產過程知識有效整合與轉化。二是專業群還缺乏實體教學行政組織支撐。現實中，不少專業間的組群方式是按市場價格機制交易機制各取所需，如單純邀請其他專業教師授課，這種松散的專業組群邏輯是純粹的市場交易方式，很難參與到對專業課程體系按照產業生產邏輯可編碼知識進行重新編排。因此，需要按專業群的建設基礎組建相應的科層制行政組織，形成一種處于市場交易與內部科層之間的中間層教學組織形式，它們既有市場交易屬性，又有內部管理屬性，融內部科層制與外部市場交易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為一體。
五、“雙高計劃”背景下的高職院校治理策略
既然“雙高計劃”帶來了職業教育底層知識結構的重組，并導致了教學組織的變革，就需要學校優化資源配置來實現對不同的教學組織進行有效治理。
（一）立足時代精神，加強黨對學校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
學校黨委應在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戰略高度，從學院長遠發展的角度深刻把握黨在教育工作中全面領導的實質，充分認識、協調處理好以下三種關系：一是充分認識黨中央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與地方主導職業教育發展的關系。強化學校辦學目標與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戰略目標一致，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目標一致；在培養模式上與 “雙高計劃”規定的內涵、做法和要求相符，與地方的發展定位、社會目標、產業結構相匹配，做好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實踐者的角色。二是充分認識地方黨委政府與本地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找準本地經濟社會中地方黨委政府賦予學校的歷史使命，制定學校改革發展的目標，在地方黨委領導下，貼近市場辦學，把生產設備、生產人員、生產技術等產業要素引入學校，優化內部資源配置，培養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技術技能人才，做好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人才儲備庫的角色。三是充分認識學校黨委與學院發展的關系。一方面嚴格落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優化配置資源，把立德樹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各環節，把學校各類資源調整到學校有效實施 “雙高計劃”的戰略目標上；另一方面，強化二級院（系）黨建，通過黨建帶頭人、學術帶頭人培育工程，將專業組群發展、專業知識、行業素養與課程思政有機融合，為打造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高地和技術技能創新服務平臺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
（二）對接生產過程，深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
一是對接產業群，將人才培養過程與工作世界的生產過程融合、企業崗位能力標準與課程體系標準融合、工作內容與課程內容融合，同時，提煉能夠體現行業特色、反映時代特點、體現職業精神的價值要素融入專業思政、課程思政體系建設，實現全程融通，培養“思想道德好、專業技能精、職業素質高、創新意識強”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二是針對生產過程關鍵崗位的核心能力需求，開發典型教學任務及相應的實訓項目。針對企業真實生產案例、產品特性和生產手冊，編寫活頁教材，開發工作手冊式教材。這些教材以生產流程（工作過程）為導向，按照原料選擇、驗收、預處理、配料、加工、包裝、入庫、出庫等工作流程，聚焦生產、檢測、品控等實訓任務某個環節的技能點，反映知識點及其與技能點之間的邏輯關系，滿足學生的自主學習需求。當需要更新知識點、技能點時，無需更新整本教材，只需針對性替換相應活頁即可，發揮活頁式校本教材靈活性的優勢。
三是優化完善課程結構，構建新型課程體系。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貫穿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以強化專業特色、充分利用資源為目標，優化專業群課程結構，與企業合作，共同構建融入產業高端人才培養特質的“基礎共享、核心分立、拓展互選”的新型專業群課程體系。同時，依托行業和先進企業，組建綜合虛擬車間，開展工程教育，讓學生在技能學習中接觸和掌握復雜工程問題中的技術開發與實現。
（三）依靠科學管理，優化院校內部治理體系
一是搭建政、行、企、研等多方合作辦學平臺。有效整合校企之間、校校之間、學校與行業間優質教育資源，積極搭建政校企合作的董事會、專業聯盟理事會、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等行業企業參與學校治理平臺，促使行業企業制度化地參與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決策、教學管理、質量保障等一系列實質性活動，以促進職業院校內部治理能力提升。
二是打造“互兼互聘，共管共用”的“雙師”隊伍。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國家重大戰略項目的實施，產業界與學校都加大了對高技術技能水平人才的需求。特別是此次“疫情”后暴露的缺工問題，短期內的“雙師型”教師政策勢必會加大產業與職業院校對優質人力資源的競爭。這就要求高職院校從現實出發，通過兼職教師請進來和專任教師走出去，實現“互兼互聘，共管共用”的雙向互動機制，為高職院校按照產業需求多模式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提供深厚的基礎。同時，高職院校圍繞集群產業鏈，設立專業教師發展中心，建設師資共享信息平臺，建立師資資源庫，并在教學活動、教學管理、教學評價等方面進行一體化管理，充分發揮校際資源協同效應。
三是持續改進內部質量的標準體系。圍繞“雙高計劃”建設任務，遵循“精簡、統一、協調、優化”的標準化原理，構建基于行業素養、專業知識、技能學習等領域的能力指標，多方參與的可測量、可觀察的課程標準、理論教學標準、實訓教學標準、診斷與持續改進標準等教學質量管理標準體系。
四是構建適合專業群的質量保障體系。建立基于工業生產全面質量管理思想的計劃、執行、檢查、改進（PDCA）等四個環節，強調以監控、評價、反饋作為專業群質量管理循環的關鍵組成，形成常態化的信息反饋診斷分析與改進機制。搭建基于專業群的教學診改數據監測與管理平臺，以診斷與改進為手段，促使在學校、專業群、課程、教師、學生不同層面建立起完整且相對獨立的自我質量保證機制，強化各層級管理系統間的質量依存關系，形成全要素網絡化的內部質量保證體系。
（四）適應專業群需求，強化二級院系協作關系
一是協同共建“平臺+模塊”的模式。由核心專業所在的二級院系牽頭，按照組群邏輯，圍繞對接的產業鏈，共同整合有關教學資源，根據專業群的相關技術標準，如課程結構、課時數量、師資隊伍、考核方式等搭建組群“平臺”，共享不同專業的課程、教材、實訓項目，并按照知識結構，由對應專業開發成不同課程“模塊”，依照崗位能力結構的技術能力標準確定各模塊的學時數。
二是協同共建專業群教學資源庫。一方面，按照“平臺+模塊”的方式，創建優質、共享型專業群教學資源庫，將原本屬于不同院系的課程內容、能力標準、教學方法等各類教學資源通過優化、改造、整合等方式發布于專業群平臺，構建共享型實訓基地；另一方面，對照崗位能力、知識結構，院系之間協作共建專業群知識銜接的實訓項目、一致的技術標準和能力要求，統一群內不同專業的教學質量。
三是協同共建現代產業學院。除“平臺+模塊”的模式外，二級院系在學校的統籌下，根據產業集群對新技術、新產品、新崗位的需求，通過組織機制創新，整合二級院系內部的各種資源要素，以科層制組建現代產業學院。在現代產業學院內部，要以遵循產業需求為根本點，對照產業集群要素，以專業群帶動課程群建設，聚焦產業集群的共性崗位、關鍵崗位，探索這些崗位的知識關系、建立知識共享機制，吸納行業企業一線的最新技術、前沿成果，通過項目驅動、問題導向、綜合實踐的方式構建跨專業的課程群，促進地方產業技術創新與人才培養的全鏈條全環節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策略并不是一成不變和墨守成規的，需要根據各個職業院校自身的資源配置情況、內部治理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變革，才能按照“雙高計劃”的要求進行有效人才培養。（陳金玲 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