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彭振宇(1972- )，男，湖南永順人，武漢職業技術學院社會職業與職業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湖北 武漢 430074)
內容提要：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具有與普通教育不一樣的教育規律、教育性質、培養目標和培養方式，承擔著為社會培養大量應用型人才的重任，應當具備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文章深刻分析了職業教育面臨的現狀，并從哲學視角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內涵，從理論角度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特征，從政策角度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經驗，從現實角度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尷尬。在此基礎上，文章提出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發展建議：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土壤”培植工作；通過完善立法、嚴格執法，提高職業教育社會地位；通過制度政策傾斜，引導全社會重視職業教育；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強化省地兩級統籌發展職業教育。
關 鍵 詞：職業教育；普通教育；類型教育；職教20條；同等重要地位
標題注釋：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2017年教學研究項目“湖北省行業組織在技術技能人才培養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7548，項目主持人：彭振宇)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9)17-0005-08
《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職教20條”)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指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這是具有重大歷史和現實指導意義的重要論斷，必須深刻理解并深入推進，進一步提高職業教育社會地位，切實促進職業教育社會認同。筆者從哲學、理論、政策、現實等不同視角，談談對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認識，就教于方家。
一、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面臨的現狀
(一)黨和國家空前重視職業教育發展
2006年，在國家示范高職院校建設期間，《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出臺，第一次提出：“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國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4年6月16日，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給出了“教育體系基本框架示意圖”，從這個示意圖可以看出，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與普通教育并列平行，在頂層設計上，已經初見雛形，但還沒有明確提出。2014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就職業教育發展做出了重要批示，從三個方面深刻回答了“職業教育是什么”“職業教育怎么辦”“職業教育為什么”，其中提到的“四合”(即堅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堅持工學結合、知行合一)，深刻揭示了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基本的辦學和教學規律，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發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2月，國務院出臺“職教20條”，首次明確了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具有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可以說達到空前的高度。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隨著全國教育大會的召開，“職教20條”的頒布，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被明確提出，一大批重要的職業教育政策文本密集出臺，翻開了新時代我國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新篇章。
(二)中國職業教育的雙重二元結構
整體上來看，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現狀呈現一種雙重二元結構。第一重二元結構是指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呈現出二元相對獨立發展的態勢，這從《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中的“教育體系基本框架示意圖”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從體系建設的角度而言，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正在從小“h”結構向大“H”結構轉變，職業教育由原來的層級概念逐漸向類型概念轉變。也正因為這種二元結構，職業教育在與普通教育的比較參照中，處于明顯不利地位。第二重二元結構是指中國職業教育內部從整體上看也呈現明顯的二元結構(見圖1)。這種二元結構，對職業教育發展來說，既是現實和特點，也是困難和障礙。這種職業教育雙重二元結構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統籌協調難度大，增加管理成本，工作效率低，無法形成合力；二是政出多門、條塊分割，不利于國家職業教育事業整體發展；三是資源內耗嚴重，各自為政，缺乏全局視野，不利于國家資源集中使用，延緩職業教育改革步伐；四是不利于國家人力資源結構的優化整合，加劇人才供需結構性矛盾，拖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影響國家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穩定發展；五是不利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自身建設、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學校職業教育與其他形式職業教育之間的統籌規劃。
圖1 中國職業教育二元結構示意
(三)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的認識偏差
如果以1999年大擴招為分界線，人們對于職業教育的認識可以明顯分為兩個階段：1999年以前的20年為一個階段，人們普遍認為職業教育就是普通教育的一個學歷層次，即中專學歷，屬于普通教育、學歷教育的低層次；1999年大擴招之后的20年為另一個階段，人們普遍認為職業教育是一種弱勢教育，層次低、地位低、質量差。歸納起來，目前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的認識偏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教育性質認識有偏差，認為職業教育是考不上大學的人才接受的教育，類似于社會上的民辦培訓機構，有些人甚至認為職業教育具有成人教育性質；二是對教育地位認識有偏差，認為職業教育地位不高，不如普通教育那么體面；三是對教育質量認識有偏差，認為職業教育培養質量不好，沒有入學和畢業門檻，什么人都可以上，怎么上都可以混畢業；四是對教育作用認識有偏差，認為職業教育學出來沒什么用，學歷文憑含金量不高，找不到好工作。
二、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多維審視
(一)哲學視角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內涵
1.關于職業教育是什么。一種教育類型之所以是類型而不是層次，最根本的一條，是這種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且具有不同于其他教育的內在規律(即體系性)。從教育自身的規律性來說，職業教育具有與普通教育不同的內在規律。普通教育按照認知規律，依據從簡單到復雜、高深的學科邏輯，重點在知識的傳授創新；職業教育則按照職業成長規律，依據從門外漢到技能高手、技能大師的工作邏輯，重點在技術技能傳承創新。
根據人才分類理論，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主要分為研究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兩大類，其中應用型人才又分為技能型、技術型和工程型三類。因此，從社會對人才需求的角度來說，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從總量上來說要多得多。按照二八理論，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大約占到整個社會需求總量的80％，對研究型人才的需求則只有20％。普通教育更多的是從提高國民基本素質、文化水平的角度，按照學歷層級不同，根據學科分類要求，培養具有相應學歷水平的學術型人才。職業教育則更多的是根據職業分類要求，從更好地滿足社會各行各業不同層次的職業崗位或崗位群需要的角度來培養技術技能人才。換句話說，職業教育所培養的人自身具有層次性和多樣性，需要不同學歷層級、不同專業的職業教育與之相對應，包括非學歷教育的職業培訓教育，以便培養出滿足社會需求的應用型人才。因此，從哲學的角度來回答職業教育是什么，按照“屬+種差”的邏輯學定義規則，我們認為，職業教育是指按照職業成長規律，面向人人，以職業技術技能為教育內容，通過產教融合的培養方式，以應用型人才為培養目標的一種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技術技能傳承創新。職業教育的初心就是圍繞技術技能傳承創新，培養足夠多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支撐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形成“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
2.關于職業教育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從歷史的角度看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客觀來說，職業教育的歷史要比普通教育的歷史長得多。普通教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傳承創新，從知識的抽象提煉開始，與人類理性思維的發展程度密不可分。這種思維能力提升的標志性事件，就是語言和文字的誕生。而在語言和文字誕生之前，技藝傳承更多的是通過動作和行為，而不是借助語言和文字來完成的。人類通過實踐勞動，在原始部落和家庭內部，通過動作示范或手把手教的方式，完成生產生活技藝的原始傳承。這就是職業教育的原始雛形，也是傳統學徒制的起源。人們在通過勞動改造自然(包括人本身)的過程中，產生職業教育的需要，生產生活的技藝經過不斷傳承創新，代代相傳至今。
時至今日，人類社會經過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化社會的漫長演進，逐步向智能化社會邁進，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化和專業化。在經歷了漫長的前學科發展階段之后，職業教育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就是現代職業教育的誕生。現代職業教育對于現代社會各行各業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可以預見，在未來社會的發展中，職業教育必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像中國這樣歷史悠久、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均衡，正在經歷社會轉型升級的大國，職業教育在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改善民生等方面，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理論視角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特征
理論上來說，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最為顯著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跨界性。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天然具有教育的特征，具有教育的共性。但是，作為一種類型教育，它又不僅具有教育的特征和屬性，還具有人力資源的屬性，與產業界、經濟界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這種跨界性，就決定了職業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不能用對待普通教育的方式來對待職業教育，必須站在經濟運行、產業發展、民生就業的高度來看待職業教育，通過綜合性的政策工具和制度措施來引導職業教育發展。
第二，職業性。所謂職業性，是指職業教育針對某個(種)特定職業(群)展開相對較為系統的教育。職業針對性是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根本屬性，也是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根本區別。普通教育圍繞學科知識進行教育，職業教育圍繞職業技術技能進行教育。這種職業針對性決定了職業教育必須根據勞動就業市場對技術技能人才需求的變化來適時調整自身的教育教學策略，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開放性。
第三，多樣性。一是層次的多樣性。職業教育包括初等、中等、高等三個層次，在普通教育的不同層級中也包含職業教育內容。在目前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階段，必須堅持職業教育的多樣性，以促進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二是形式的多樣性。職業教育的形式多種多樣，不能把職業教育與學校職業教育直接畫等號。職業教育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學校全日制教育，還有企業培訓、繼續教育、技能培訓、半工半讀、周末班、夜班、自我培養等多種方式。三是功能的多樣性。不能把職業教育與學歷職業教育簡單畫等號，職業教育除了具有培養學歷型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基本功能外，還有多樣化的非學歷教育職能，如技術技能研發、職業培訓服務、社區服務、創新創業教育、產業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與服務等。
第四，終身性。隨著人類科技進步，人們的社會生產生活越來越趨向自動化、智能化，對工作能力和生活品質的追求都在日益提高，終身從事一個職業或在同一個崗位上工作一輩子的情況將越來越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ISCED)2011版》中，對“學習”和“教育”等概念進行了重新詮釋。學習作為一種個人行為將越來越傾向于個體通過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進行自主學習。為彌補自主學習的不足，教育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將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和更舒適的環境來滿足這種需求。傳統的教育形式、教育環境、教育手段和教育工具，都將面臨巨大改變。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具有終身性特征。它將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夠提供相應的教育服務，支撐個體和社會發展。從職業啟蒙到專業教育，再到繼續教育和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將伴隨人們的終身。
第五，普惠性。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社會需求量巨大、普及性的教育，是一種“面向人人”的教育，具有公益性、普惠性特征。這跟當前“雙高”創建并不矛盾。也就是說，職業教育并不排斥高端發展、高質量發展。發展普惠性職業教育并不意味著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甚至以低端為定位。如何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辦好普惠性職業教育，對于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國職業教育而言，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三)政策視角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經驗
從職業教育政策的視角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我們可以把職業教育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新中國成立以來(1949-1978年)。為了擺脫民國時期中國教育受英美教育影響的局面，這個時期的職業教育政策主要是在黨的領導下向蘇聯學習。以1952年院系調整為標志，一大批專科學校、中專學校應運而生，職業教育處于恢復和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主要作為普通教育的一個層次，即中專學歷教育而存在。但是，這一時期所取得的成果，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以及隨后到來的“文革”中幾乎消耗殆盡。
二是改革開放以來(1978-1999年)。這個時期的職業教育政策以撥亂反正，恢復“文革”期間受到重創的職業教育為主。在鄧小平同志的關心下，職業教育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可以稱作中國職業教育的“黃金10年”。那時候只有初中階段最優秀的學生才有資格報考職業院校，如果能夠考上國家重點中專，就會取得國家干部身份，成為家庭的榮耀，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空前高漲。1995年前后，隨著我國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就業政策由國家包分配向市場主導的雙向選擇轉變，職業教育受到極大影響。初中階段的優秀生源不再青睞職業教育，轉而參加普通高考，投向普通高中。職業教育逐漸走向滑坡，發展面臨困境。
三是1999年大擴招以來(1999-2017年)。伴隨1999年大擴招政策的全面實施，職業教育迎來一個重大政策機遇期。隨著“三教統籌”“三改一補”政策的落地，一大批優秀中專通過資源整合升格為高職院校。高等職業教育迅速發展，中等職業教育迅速萎縮。中國統計局官網上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從1998年的430所發展為1418所，增長3.3倍，占整個高等教育高校總數的52％以上。而中等職業教育(僅指普通中專學校)學校數從1999年高峰時候的4109所，縮減到2018年的3346所。
四是黨的十九大以來(2018年至今)。黨的十九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堅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2019年新春伊始，職業教育就進入政策密集發布期，重大政策一個接一個推出，并首次提出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論斷，這意味著職業教育發展迎來新時代。
一般而言，政策文本都是相關利益主體博弈、妥協的結果，而不是具有理想化傾向的學術研究文本，因此難免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有學者研究指出，職業教育政策變遷的邏輯從動力、趨向、過程及話語四個方面來看，政策文本與職業教育實踐還存在差距。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職業教育政策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每當政策制定有利于職業教育發展時，職業教育就能夠得到較好發展并贏得社會尊重和認可。由此可見，在中國這樣一個行政主導色彩濃重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制度、政策對于改變和提升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重要地位的極端重要性。
(四)現實視角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尷尬
從現實的角度審視，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地位不如普通教育重要的表現有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法律層面方面的不完善。從法律層面來說，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還遠沒有達到與普通教育并重的程度。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立法的角度而言，職業教育法律制度體系遠未完善，1996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某些條款已經不符合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實際，亟待修訂完善。國家層面的配套法律制度體系還不健全，基本上還處于用行政文件(政策文本)代替法律文本的階段。二是從執法的角度來看，“一法三決定”①的貫徹落實執行還存在各種問題和不足，很多國家層面的制度政策沒有在省級及以下層面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各省落實步調、落實程度不一致，導致全國各職業院校發展出現極大的省際差異和校際差異。
2.財政投入方面的不平等。充足的經費保障是確保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體現職普同等重要地位的重要方面。相對普通教育而言，職業教育的國家財政投入非常少。以2019年5月公布的370所高職院校預算數據為例，從地區分布上看，全國高職院校預算排名前六位的省份分別是：北京、廣東、湖北、浙江、江蘇、山東，校均年預算經費為2.4億元；從高職院校個體排名看，全國排名前10位的高職院校中，廣東有5所，占比50％，其中預算最多的學校是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年預算經費超過17億元，預算最少的學校僅有406萬元。②這樣的經費預算數據，即便是與一般普通本科高校比，也有巨大差距。以教育部公布的75所部屬高校2019年預算數據為例，在已公示的30所普通高校中，清華大學年預算經費近300億元，高居榜首，浙江大學、北京大學緊隨其后，預算經費近200億元，最少的湖南大學也有45億元。③從數據對比中可以明顯看出，高職院校最“富有”的學校，其預算經費在普通高校的經費預算列表中也只能排在65名以后，更不用說一般普通高職院校了。
3.招生就業方面的不合理。長期以來，不合理的高考招生錄取制度是制約高職院校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高考總分750分的情況下，高職院校的錄取分數線通常只有150～200分，也就是說高職院校錄取的學生高考平均各科成績只有30～40分。這樣的生源質量，如何與普通高校錄取分數為500分以上的生源相比?如何有效組織教學，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從就業方面來看，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歧視更為嚴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找工作時的學歷歧視，很多單位招人都有第一學歷的門檻限制，中專、大專，甚至不是名校本科畢業的文憑都多少會受到歧視；二是就業歧視，職業院校畢業生在城市落戶、職務晉升、工資待遇等方面也有多種歧視性規定；三是勞動歧視，職業技能等級證書與專業技術職務(職稱)在福利待遇方面有身份差異，同工不同酬。
4.體系建設方面的不通暢。根據《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中的“教育體系基本框架示意圖”，作為類型教育，就應當是并列平行、平等互通的關系。但事實上，在高中階段，中職教育明顯不如普通高中；在高等教育階段，高職教育明顯不如普通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向職業教育流動容易，職業教育向普通教育流動困難。從老百姓的普遍選擇上來說，有機會上普通高中就絕不會選擇上中職學校，有機會上普通高校就絕不會選擇高職教育。基于普通民眾自由選擇的現代教育體系(教育“立交橋”)還并沒有完全建立，職業教育“斷頭路”“天花板”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三、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發展建議
由于特殊的國情和歷史現實原因，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要達到與普通教育并重的目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項耗時長、涉及面廣的龐大系統工程，必須科學論證、循序漸進。從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筆者認為應當在以下四個方面持續發力，才能久久為功。
(一)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土壤”培植工作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在教育領域有向外國學習的傳統。進入21世紀后，職業教育領域主要學習德國經驗。遺憾的是，學習德國職業教育經驗很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整體上來看，效果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們不具備德國那樣的“社會土壤”。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必須認真總結反思。因此，我們學習德國、美國、澳大利亞，不能只看見那些顯性成果，如模式、概念、具體制度等，更應該關注那些容易被忽視的隱性因素對于其職業教育模式形成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如發展歷史、文化傳統、民眾基礎、法治環境、政治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民族精神等。德國的“雙元制”、新加坡的“教學工廠”、澳大利亞的“培訓包”、美國的“社區學院”等，都是這些國家歷史和國情相結合的產物。簡單、機械地學習他們的概念和具體模式，不僅無法學到其精髓，還很容易“南橘北枳”學走樣，消耗、浪費大量社會資源，得不償失。因此，對我國而言，應當加強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土壤”培植工作，加快國外先進職業教育經驗本土化研究進程，創造有利于職業教育創新發展的社會環境和“土壤”，更新社會觀念，提高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促進職業教育認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模式。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建立全國征信系統，培育契約精神和誠信意識，更新教育觀念，引導全社會樹立大職業教育觀，重視職業教育發展；二是完善法治環境，嚴格執法檢查，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弘揚法治精神；三是完善行業協會制度，賦予其職業教育標準制定及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監督職能；四是建立統一的國家職業資格框架和職業能力標準體系，構建與普通教育并行互通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五是建立產教融合型企業遴選發布制度，逐步培育產教融合發展的社會氛圍，促進形成校企協同育人機制。
(二)通過完善立法、嚴格執法，提高職業教育社會地位
在依法治國、依法治教的大背景和大趨勢下，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要取得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從根本上來說，還得依靠法律制度。這主要從兩個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加強職業教育立法工作，不斷完善職業教育法律體系。把黨和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把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社會功能等，以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確、固化下來，而不是依靠行政文件或國家領導人批示的方式來體現。要盡快修訂出臺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等系列法律文件，及其配套的相關勞動人事制度、就業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加大職業教育執法檢查力度。好的法律制度，需要嚴格執法來體現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來弘揚法的精神。當前我國職業教育除了立法不完善之外，在執法層面的問題主要有兩條：一是有法不依，如“一法三決定”的某些條款和目標至今沒有執行到位；二是執法不嚴，職業教育在很多時候都是說起來重要，做起來不重要，缺乏懲戒激勵機制。2015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同志主持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頒行19年以來中國首份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報告。報告指出，職業教育存在與社會實際需求不匹配問題。對職業教育重要性認識仍然不足，職業教育不能滿足社會對技術技能人才的多方面需求，職業教育經費穩步增長機制不夠健全，教師隊伍還不適應職業教育發展需要，企業辦學的作用未能充分有效發揮，職業技能培訓難以滿足需求。
(三)通過制度政策傾斜，引導全社會重視職業教育
制度政策具有強大的社會導向作用。人們對制度政策的指揮棒作用深信不疑。職業教育之所以備受歧視、地位低下，與制度政策方面的歧視性安排密不可分，如中/高招錄取制度、經費投入制度、用人就業政策、勞動預備制度等，亟待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引導全社會重視職業教育，真正讓職業教育“香起來”“亮起來”“忙起來”“強起來”“活起來”“特起來”。制度政策推進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特點，就當前而言，具體建議主要有五條：一是增加職業教育財政投入。進一步完善中職、高職生均撥款制度；提高中職免費入學補貼標準，在高職院校生均撥款1.2萬元基礎上，使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撥款標準持平并同步同幅度提高；增加職業院校經費預算額度、重大財政專項額度和獎勵性撥款額度，大力改善職業院校基本辦學條件。二是改革職業教育招生錄取制度，建立分類分層指導機制。進一步完善職業教育招生錄取制度，對普惠型職業院校，采取寬進嚴出政策，提高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對高端優質職業院校(如高職“雙高”學校和優質校)，采取嚴進嚴出政策，優先選拔優質生源，提高職業教育美譽度。三是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勞動待遇。在就業、創業、落戶、職務晉升、職稱評聘、人才流動等方面，取消學歷門檻限制，福利待遇與技能等級掛鉤。四是完善對技術技能人才的獎勵機制，加大獎勵力度。對各行各業具有扎實職業技術技能的精英給予必要的物質和精神獎勵，加大獎勵力度。五是建立對產教融合型企業考核激勵機制。對通過考核的企業給予重獎或大額補貼，加大對產教融合不力的企業警告和處罰力度。
(四)因地制宜，“一省一策”，強化省地兩級統籌發展職業教育
由于中國各地發展存在顯著的區域不平衡性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經濟發展呈現出東部、沿海、中心城市相對發達，中西部、內陸、邊遠農村地區相對落后的現象。歷史和區域對比性研究顯示，職業教育與經濟發達程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職業教育就越發達；職業教育越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也越快，形成良性循環。反之，經濟欠發達地區，職業教育往往也發展不好；職業教育發展不好，經濟發展也會明顯受到影響，形成惡性循環。就現實狀況而言，江蘇、浙江、廣東、上海、北京等經濟發達地區在落實國家職業教育制度政策方面，常常反應迅速，步子較大，成為職業教育強省，而中西部地區省份則相對反應遲緩，步子保守，印證了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程度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據此，應根據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國家宏觀制度政策基調保持一致的情況下，因地制宜，“一省一策”，促使有利于職普同等重要地位的地方制度政策出臺。一是允許各省出臺符合本地實際需要的職業教育制度政策，刺激職業教育事業發展，推動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職業教育制度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目標，形成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格局。二是強化省地兩級統籌，擴大職業教育辦學自主權，將各地職業教育事業發展與地方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同步規劃、同步實施推進、同步檢查，將職業教育發展作為地方政府“一把手”工程，與地方發展目標考核掛鉤，實行一票否決。
總之，面對職業教育發展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期，只要我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持以習近平關于職業教育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根本特征，上下齊心，真抓實干，以改革的辦法破解當前職業教育發展中遇到的各種障礙和困難，就一定可以實現職普同等重要地位目標，高質量建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職業教育應有的貢獻。
注釋：
①“一法三決定”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1996年)和《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05]35號)《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14]19號)。
②數據來源于高職發展智庫《2019年高職院校預算大公開：最高17億!》，http://www.zggzzk.com/redianzixun/shownews.php?id=254.
③數據來源于壹學者《中國最有錢大學排名：錢哪來的?花在哪兒?》，https://chuansongme.com/n/2955887045822.
參考文獻：
[1]董仁忠.“大職教觀”視野中的職業教育制度變革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2]李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業教育政策：發展歷程、變遷邏輯及未來展望[J].繼續教育研究，2018(11)：93-98.
[3]彭振宇.國外技能人才培養模式的共性與趨勢[J].職教論壇，2015(27)：92-96.